首当其冲的是位于震中地区的宫城县。作为日本半导体产业的集中地,包括索尼、东芝、富士通、村田等在内的多家电子元器件厂被迫停业。
作为电子产业的执牛耳者,即使远隔万里,但西北太平洋上这个国家所遭受的冲击一夜之间便辐射到了全世界。当时全球大部分的双马来酰亚胺三嗪(BT)环氧树脂基本都由位于受灾地区的两家东芝化工工厂供应。瞬间的减产、停产直接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众多电子企业无米可炊。在经济全球化、制造全球化的今天,同样,洪流之中没人能做到“独善其身”。在强大的管控力度之下,虽然每天的确诊人数都在快速下降,但因疫情管控而引发的对汽车行业的冲击却开始展现出其残忍的一面。更为严峻的是,病毒不仅限在湖北,冲击也未止步于中国。最新的消息显示,因意大利都灵出现了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部位于此处的菲克集团已经开始限制其他人进入欧洲工厂。与此同时,由于一位职工已确诊,意大利汽车工程设计公司Italdesign-Giugiaro也关闭了位于都灵的两家工厂。由疫情影响而最终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汽车生产受阻已不是个例。早在1月31日,现代汽车就表示该公司计划于该周末在韩国暂停生产Palisade SUV车型,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所造成的供应中断。据了解,现代汽车是全球第一家在中国以外地区因冠状病毒暂停生产的汽车制造商。2月20日,彭博社报道称,由于日产用于全球汽车制造的约800个零部件均在湖北省生产,若该省的零部件工厂在2月21日(很显然不可能)后还不能复工,日产可能面临严重的零部件短缺情况和大范围的工厂停工。紧接着,日产在日本本土的生产便宣告暂停,随后其位于马来西亚的工厂也因零部件的缺乏而不得不停工。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此后相关零部件的生产进一步延误,日产位于美国、墨西哥、英国、西班牙、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地的工厂也将不得不停止生产。与此同时,由于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短缺,FCA已暂时停止菲亚特500L在塞尔维亚工厂的生产;同样,捷豹路虎也宣布从2月下旬开始,其位于英格兰中部的布罗姆维奇工厂不得不开始为期4周的停产,而位于其附近的索利哈尔工厂将会间隙性停产到3月底。之所以疫情所激起的水波会越来越大,根本的原因在于汽车全球化下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冲击之下,部分关键零部件匮乏直接导致了部分车企停摆。且不说整个中国(以疫情而启动的应急响应势必会成各地零部件企业开展工作的不利因素),仅仅是湖北省就聚集了博世、伟巴斯特、德尔福、法雷奥、霍尼韦尔、伟世通等多家大型汽车部件供应商,产品涵盖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电子系统等各个领域。“如果疫情持续下去,博世在全球的供应链将会中断。” 博世集团首席执行官沃尔克马尔·邓纳尔(Volkmar Denner)早在1月29日就这样表示。显然,在说这句话时沃尔克马尔·邓纳尔(Volkmar Denner)充满了无奈。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博世将中国定位为集团的全球制造基地,仅在武汉就设有两家工厂、800余名雇员,主要生产汽车转向系统和热管理系统的相关部件。除博世外,在华设厂的大型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还有许多,包括伟巴斯特、采埃孚等。有研究报告显示,以德国为例,如果在华的全部汽车相关企业均遭遇停产,那么日均损失将达到7200万欧元,而因为这些零部件的缺乏所导致的车企停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武汉几乎生产各种类型的汽车部件。” 咨询公司Carnorama的董事总经理Takeshi Miyao表示,“在疫情的影响下,不仅中国的汽车组装厂无法采购零部件,世界各地从武汉采购零部件的汽车厂也受到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根据韩国汽车工业协会(South Korean Auto Industry Association)数据显示,目前约有170家韩国第一、第二梯队零部件供应商在中国运营着约300家工厂。在经济全球化、制造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想说的是,没有人真的能站在玻璃之外。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正承载着彼此的利益。产业链的冗长及全球化属性决定了汽车行业所遭受的局部冲击必定会反馈到宏观层面上来。武汉封城33天,虽然除湖北省之外的全国确诊病例已降至个位,但新冠病毒激起的水波效应的威力似乎才刚刚开始展现。零部件的掣肘,中国市场的乏力,全球化的汽车产业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